特级教师的心声：农村的基础教育最需要什么
一面新揭幕的“特级教师校友光荣墙”为正在隆重庆祝百年华诞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增添了一份新的神圣和美丽。
　 据不完全统计，一个世纪以来，从这座高等师范最高学府走出来的毕业生总数约有20万，其中荣获全国“特级教师”称号的学子就有近500名。
　 无论是当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之初衷，还是今天北师大提出向有教育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转型，百年的梦想集中在八个大字上：培养人才，强大中国。
　 这些特级教师无疑是这一梦想的积极追寻者和忠诚实践者。
　 参加“特级教师校友论坛”，记者始终怀有一种尊敬和感动：这些从祖国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的学子中，许多人已经两鬓染霜、步履蹒跚，依然衣着朴素、态度谦逊。他们一点也不居功自傲，反复述说的是对母校的深深眷恋和感激之情；是对当年服从祖国的需要，去农村、去基层、去边疆的选择无怨无悔；是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刻反思。
　 农村缺乏好教师
　 “我只想提一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
　 湖北黄梅县第一中学特级教师严志学是北师大历史系64届毕业生，在基层的教师岗位上他已默默耕耘了30多年。“德高望重，委屈一生”———当地的老百姓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他。
　 个人委屈不委屈，严老师并不介意，如今他最忧心忡忡的是农村的基础教育缺乏好教师。
　 他掰着手指说：“说起来，我所在黄梅县一中也算是个重点学校，但老师的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文革’前，我们学校还可以分来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的大学毕业生，‘文革’后基本看不到了；以后陆陆续续有些湖北黄石师院的、黄冈师院的，近几年也不多了，现在只剩下我们黄梅本地师范学校的。”“这还不说，好一点的老师大都流动到沿海地区、大城市去了，因为收入差距太大了。”严老师显得很焦急，“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础。而农村教育是基础之基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教育搞不好，大学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是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大计，国家应该考虑用政策来鼓励优秀师范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
　 1960年，徐福绵、居述宝等17名北师大的毕业生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乘着列车向西，向西，一直走到中国地图的最西端。
　 一个优秀的教师，能让空旷的山谷响起小鸟的歌唱，能让荒漠之地开放出绚丽的花朵。
　 在新疆喀什二中担任生物教师的居述宝，把“生物与环境相统一”的观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解生物知识，还利用暑假带领学生考察沙漠及其野生动植物，向当地牧民宣传《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因特殊的贡献，1997年他获得首届地球奖鼓励奖。
　 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经验，他向母校呼吁：多培养一些一专多能的全能教师，这是基层和边远地区目前最需要的。
　 “为考而教”亟需改变
　 一天，一位家长来请我给他的女儿补数学，原因是数学考得不好，只考了89分。
　 我说，89分和90分没有太大的区别呀，但家长坚持要补，我想，那就用“诊断性辅导”的方法试试吧。
　 我出一道切西瓜的题：一个西瓜，你能用3刀把它切成6块吗？
　 很快，那个小孩子就完成了。
　 我又问：“那么，你能用3刀把西瓜切成两块吗？”
　 小孩子愣在那里很久，摇摇头说做不出来。“你有没有注意过街头摆西瓜摊的，当你说要把西瓜开个口看看，卖瓜的人用刀给你开个三角形的口子，西瓜不就成了两块了吗？”
　 1957年志愿到内蒙古支边的数学系毕业生李建民，不动声色地给大家讲述完这个“切西瓜的故事”，在座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教师在课堂为什么总是要讲那么多东西呢？把学生的大脑当做一个仓库，当作一件容器，这是不对的。教师要教给学生的是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而不是一道题目的具体解法。把过多的时间放在解一些难题上，而忽视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能力的训练，这是现在数学教学中非常突出的问题。”
　 汕头聿怀中学方仰群老师对此深有同感。
　 方老师曾以“零为什么不能做除数”为题，对学生进行过两次测试。
　 初一（4）班60份答案中，有58份是雷同且肤浅的：因为零做除数没有意义；
　 从高一、高二两个年级随机抽调的38人参加测试，结果答对的1人、半对的9人，余下28人都是相同的答案：零做除数没有意义。更让方老师吃惊的是，竟有一位同学这样写道：任何数除以零无意义，这是数学老师说的永不改变的定律之一。
　 零不能做除数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作为现成结论告诉学生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始终停留在启蒙时期所接受的现成结论上。
　 方老师认为这是一记警钟，“学生是老师的一面镜子，从学生的答卷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从小学到中学，数学老师基本上没有向学生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讲呢？无非是现行的中小学数学课本从未解释过这个问题，几十年的中考和高考也没有将它作为考题。既然课本没有，考试不考，教师就不教”。
　 但是“零不能做除数”在中小学数学中却有几十个推论，可以说它是贯穿于中小学数学的一条线索！分类讨论和逆向思维是解答这道题的两个基本思想方法，而思想方法又是现在学生思维普遍存在的弱点。
　 方老师认为，“我们教学时，如果只讲知识点而不揭示知识点中所包含的思想方法，那么这样的知识点只是纯学术性的知识点，而不是教育形态上的知识点，从数学教学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知识点是不完整的。这样的教学就有点像吃杏子，人们只知道吃杏肉，而把杏核扔掉，把营养价值极高的杏仁也扔掉了。”
　 方老师的呼吁得到许多教师的赞同。
　 要创造适应创新教育的环境
　 DNA模型的旋转方向为什么是从左至右的？
　 对天空的飞行物射击为什么一定要加有修正值？
　 人的左右手、左右脚的力量为什么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旋转的地球上，而这个地球是自西向东旋转的，它会产生一种偏向力，自然界的万物都会受到这个力的影响。”
　 现已退休了的张兆生老师，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大裕中学的特级教师。42年前，受法国科学家科里奥利提出的一个科学假设（简称科氏力）的吸引，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就把这种兴趣带给了他的学生。
　 大裕中学地处北京郊区，但是由于张老师的存在，那里青少年科技活动一直红红火火。课堂上，张老师物理课讲得生动有趣；课外活动时间里，他不是开办科技讲座，就是带领同学们观察农作物的生长、观察河流的走向，和同学们一道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中去寻找规律，寻找答案。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临河发生了一次6.9级的大地震，张老师指导的课外活动小组提前做出了准确的预报。为此，学校还获得了课外科技活动先进单位的称号。“我们已经掌握了无数充分的事实来解释和证明科氏力的存在及正确性，提出了物理模型，写出了科学论文，但是几十年来始终找不到一家鉴定的单位，无人给予评判，甚至连任何意见都提不出来。或许是因为他们也不太懂，或许是他们认为中学生能搞什么像样的研究？”“物理学作为万物之基础科学，非常重要，只有弄懂了它，才可能探究更高一级的运动。”张老师说，“科学的发现并不完全受年龄限制。现在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就要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同时全社会也应该创造一个鼓励孩子创新的环境，孩子们的发现、孩子们的意见要有地方能发表。不然，一个小火花，稍不经意，便会自然熄灭的。”

特级教师的心声：农村的基础教育最需要什么
一面新揭幕的“特级教师校友光荣墙”为正在隆重庆祝百年华诞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增添了一份新的神圣和美丽。
　 据不完全统计，一个世纪以来，从这座高等师范最高学府走出来的毕业生总数约有20万，其中荣获全国“特级教师”称号的学子就有近500名。
　 无论是当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之初衷，还是今天北师大提出向有教育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转型，百年的梦想集中在八个大字上：培养人才，强大中国。
　 这些特级教师无疑是这一梦想的积极追寻者和忠诚实践者。
　 参加“特级教师校友论坛”，记者始终怀有一种尊敬和感动：这些从祖国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的学子中，许多人已经两鬓染霜、步履蹒跚，依然衣着朴素、态度谦逊。他们一点也不居功自傲，反复述说的是对母校的深深眷恋和感激之情；是对当年服从祖国的需要，去农村、去基层、去边疆的选择无怨无悔；是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深刻反思。
　 农村缺乏好教师
　 “我只想提一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农村的基础教育。”
　 湖北黄梅县第一中学特级教师严志学是北师大历史系64届毕业生，在基层的教师岗位上他已默默耕耘了30多年。“德高望重，委屈一生”———当地的老百姓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他。
　 个人委屈不委屈，严老师并不介意，如今他最忧心忡忡的是农村的基础教育缺乏好教师。
　 他掰着手指说：“说起来，我所在黄梅县一中也算是个重点学校，但老师的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文革’前，我们学校还可以分来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的大学毕业生，‘文革’后基本看不到了；以后陆陆续续有些湖北黄石师院的、黄冈师院的，近几年也不多了，现在只剩下我们黄梅本地师范学校的。”“这还不说，好一点的老师大都流动到沿海地区、大城市去了，因为收入差距太大了。”严老师显得很焦急，“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础。而农村教育是基础之基础。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教育搞不好，大学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是关系到民族发展的大计，国家应该考虑用政策来鼓励优秀师范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
　 1960年，徐福绵、居述宝等17名北师大的毕业生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乘着列车向西，向西，一直走到中国地图的最西端。
　 一个优秀的教师，能让空旷的山谷响起小鸟的歌唱，能让荒漠之地开放出绚丽的花朵。
　 在新疆喀什二中担任生物教师的居述宝，把“生物与环境相统一”的观点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解生物知识，还利用暑假带领学生考察沙漠及其野生动植物，向当地牧民宣传《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因特殊的贡献，1997年他获得首届地球奖鼓励奖。
　 根据自己的体会和经验，他向母校呼吁：多培养一些一专多能的全能教师，这是基层和边远地区目前最需要的。
　 “为考而教”亟需改变
　 一天，一位家长来请我给他的女儿补数学，原因是数学考得不好，只考了89分。
　 我说，89分和90分没有太大的区别呀，但家长坚持要补，我想，那就用“诊断性辅导”的方法试试吧。
　 我出一道切西瓜的题：一个西瓜，你能用3刀把它切成6块吗？
　 很快，那个小孩子就完成了。
　 我又问：“那么，你能用3刀把西瓜切成两块吗？”
　 小孩子愣在那里很久，摇摇头说做不出来。“你有没有注意过街头摆西瓜摊的，当你说要把西瓜开个口看看，卖瓜的人用刀给你开个三角形的口子，西瓜不就成了两块了吗？”
　 1957年志愿到内蒙古支边的数学系毕业生李建民，不动声色地给大家讲述完这个“切西瓜的故事”，在座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教师在课堂为什么总是要讲那么多东西呢？把学生的大脑当做一个仓库，当作一件容器，这是不对的。教师要教给学生的是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而不是一道题目的具体解法。把过多的时间放在解一些难题上，而忽视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能力的训练，这是现在数学教学中非常突出的问题。”
　 汕头聿怀中学方仰群老师对此深有同感。
　 方老师曾以“零为什么不能做除数”为题，对学生进行过两次测试。
　 初一（4）班60份答案中，有58份是雷同且肤浅的：因为零做除数没有意义；
　 从高一、高二两个年级随机抽调的38人参加测试，结果答对的1人、半对的9人，余下28人都是相同的答案：零做除数没有意义。更让方老师吃惊的是，竟有一位同学这样写道：任何数除以零无意义，这是数学老师说的永不改变的定律之一。
　 零不能做除数是在小学二、三年级作为现成结论告诉学生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始终停留在启蒙时期所接受的现成结论上。
　 方老师认为这是一记警钟，“学生是老师的一面镜子，从学生的答卷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从小学到中学，数学老师基本上没有向学生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讲呢？无非是现行的中小学数学课本从未解释过这个问题，几十年的中考和高考也没有将它作为考题。既然课本没有，考试不考，教师就不教”。
　 但是“零不能做除数”在中小学数学中却有几十个推论，可以说它是贯穿于中小学数学的一条线索！分类讨论和逆向思维是解答这道题的两个基本思想方法，而思想方法又是现在学生思维普遍存在的弱点。
　 方老师认为，“我们教学时，如果只讲知识点而不揭示知识点中所包含的思想方法，那么这样的知识点只是纯学术性的知识点，而不是教育形态上的知识点，从数学教学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知识点是不完整的。这样的教学就有点像吃杏子，人们只知道吃杏肉，而把杏核扔掉，把营养价值极高的杏仁也扔掉了。”
　 方老师的呼吁得到许多教师的赞同。
　 要创造适应创新教育的环境
　 DNA模型的旋转方向为什么是从左至右的？
　 对天空的飞行物射击为什么一定要加有修正值？
　 人的左右手、左右脚的力量为什么不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旋转的地球上，而这个地球是自西向东旋转的，它会产生一种偏向力，自然界的万物都会受到这个力的影响。”
　 现已退休了的张兆生老师，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大裕中学的特级教师。42年前，受法国科学家科里奥利提出的一个科学假设（简称科氏力）的吸引，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他，就把这种兴趣带给了他的学生。
　 大裕中学地处北京郊区，但是由于张老师的存在，那里青少年科技活动一直红红火火。课堂上，张老师物理课讲得生动有趣；课外活动时间里，他不是开办科技讲座，就是带领同学们观察农作物的生长、观察河流的走向，和同学们一道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中去寻找规律，寻找答案。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临河发生了一次6.9级的大地震，张老师指导的课外活动小组提前做出了准确的预报。为此，学校还获得了课外科技活动先进单位的称号。“我们已经掌握了无数充分的事实来解释和证明科氏力的存在及正确性，提出了物理模型，写出了科学论文，但是几十年来始终找不到一家鉴定的单位，无人给予评判，甚至连任何意见都提不出来。或许是因为他们也不太懂，或许是他们认为中学生能搞什么像样的研究？”“物理学作为万物之基础科学，非常重要，只有弄懂了它，才可能探究更高一级的运动。”张老师说，“科学的发现并不完全受年龄限制。现在提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就要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同时全社会也应该创造一个鼓励孩子创新的环境，孩子们的发现、孩子们的意见要有地方能发表。不然，一个小火花，稍不经意，便会自然熄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