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历史类的书架，转到了传记类，扫过一排排显赫一时的名字，停留在《李普曼传》上。我从书架上取下了它，只是出于对陌生名字的好奇。那时我正乐此不疲的收集人名、书名，仿佛它们是通向一个丰沛、广博世界的捷径。潜意识中，我也在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我22岁了，仍不知该以何为业，期待别人的生活能给我启示。

　　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我的住所从28楼的宿舍，转移到北大东门的筒子楼，西郊的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房间，还有此刻的紫竹院，它一直静静的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1984年新华社出版社的版本，包装朴素、翻译精良，售价不过2.60元，图书馆的编号是K837.1254/2。

　　我记得那个闹哄哄的夜晚，我边吃着食堂的鱼香肉丝，一边摒住呼吸读完了56页。“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为止，写作活动持续了六十余年，一生写了总数达一千万字的上万篇时政文章，发表了三十多本著作。”这段毫无色彩的简介对我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它不正是我一直寻找的职业模式吗——以言论为业，高产，创作生命漫长，很早进入舞台中央，并将影响力持续到生命终止……

　　那真是个一厢情愿的年纪，我丝毫不理会主人公所成长的国家与时代，不想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绝望，只期待能复制他的名声与影响力。他评论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的历任总统，对赫鲁晓夫、戴高乐提出外交建议，和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凯恩斯、肖伯纳讨论问题，他以镇定自若的口气教育几代美国人如何应对大萧条、二此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

　　这本传记就像个迷人的女人，随着年龄的变化，我开始欣赏她的不同特质。大学三年纪时，我一口气读完了前56页，因为它主要是李普曼的大学生涯，那是1910代的哈佛，李普曼和他的同学们致力于探讨和实践各种新思想，他们创办社会主义俱乐部，在凌晨一点的街头争吵，在《哈佛月刊》写出这样的句子：“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就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我还倾慕那样的时刻，年迈的威廉•詹姆斯在早晨敲开19岁的李普曼的宿舍门，告诉他的那篇文章写得多么的好。哪个青年不期待在人生刚刚展开时，有一个强有力、值得信任的前辈的指引呢？

　　毕业时，我成为了一名记者，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开始被我不断的重读。我总是在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并描绘她的未来。这种话语不正是赤裸裸的借用自李普曼和他的同伴们对《新共和》的定义吗？连我那不可救药的进步主义情结，也来自那时代。艺术家、作家、政治人物、花花公子、流浪汉，都沉浸于一种乐观情绪中，相信他们将寻找到一种新方式来缔造一个新社会，李普曼寻找的角度是政治评论，就像他自己写道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它。我们是争取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的动力”。我总在想象那样的画面，“他们一边吃面条，喝廉价的果子酒，整夜整夜地辩论精神分析学和社会主义问题。”

　　我的阅读在此后就开始停滞了，罗纳德·斯蒂尔这本传记原名是《李普曼和美国世纪》，其中大量篇幅在描绘分析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它正是李普曼成就的重心。但在好几年中，对此缺乏兴趣。令人发笑的是，当我开始为一家报纸撰写国际政治评论时，我开始经常提到李普曼，但事实上，我从未读过他的只言片语。或许唯一的例外是在一本普利策奖的作品集中，读过他的一两篇关于苏联的评论，但它们没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所以，我关于他的所有认知都来自这本传记。他在这阶段给我的至深影响是他对于大众的怀疑，他对于深入分析的钟爱，他不信任那些沉湎于事实揭露的新闻记者，他像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大众报纸上写作，而不顾及是否读者能够理解，还有他对强有力的领导人的控制不住的喜爱……他的这些洞见（或者偏见）都深深地植入了我刚刚开始的写作。

　　李普曼在青年时代的进步与乐观情绪，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自身年龄的增长，在1920年代开始幻灭，他变得更谨慎、不动声色。而我对国际政治的热忱在四年后变得意兴阑珊。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接近事件的核心或者权力人物，那种借助二手、三手资料再做综合性的分析，像是一个自我沉溺的文字游戏，它没什么影响力。但即使如此，这本《李普曼传》还是经常进入我的视野。在一些突然心灰意懒，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刻，我会在再度翻起它。

　　我开始喜欢阅读他的爱情故事。在他的过度冷静的外表下，是一颗孤寂的心。结婚多年的他爱上了自己最好朋友的妻子，并最终和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在想象中看到了这种壮丽的生活”，他1937年5月给这位新情人的信中写道，“但过去却只是在无尽头的长廊里彷徨，窥视着一个个空荡荡的房间，直到你突然打开了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是我看到的最动人的情书了，或许那天下午他仍在评论欧洲的最新局势。

　　我也开始喜欢他的晚年时光。到达声誉的顶峰之后，他的身体、思维和名声开始不可避免的下滑。一个终身依靠清晰逻辑生活的人，必须要习惯头脑的逐渐混乱，手不停挥的写作了六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难以把握那些词句了……但是，即使在周围世界正在坍塌时，他仍竭力保存那一贯的自尊。在他挚爱的第二任妻子葬礼前两天，他一直在房间里练习行走，他不愿意在葬礼上以坐轮椅上出现。对于这个场景，罗纳德·斯蒂尔写道：“他瘦得出奇，漂亮的颧骨突出在松弛的皮肤下，他形销骨立，黑色上衣在身上晃晃荡荡。他看起来极为孤单……但他蔑视这种帮助。”

　　距离我在图书馆里偶然的发现，将近10年过去了。看起来，它还会再伴随下一个10年。令我兴奋的东西逐渐开始转移，如今我越来越期待知道这样一个热衷于秩序、高度理性人，是如何控制内心深层的矛盾感的。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犹太身份的，一个恪守传统道德原则的人，是如何接受那段惊世骇俗的恋情的，他是如何在独立性和对权力的钟情中找到平衡的……

　　我像描述一段恋情一样，回顾了我和一本书的关系，我甚至不记得它有什么缺点。这种絮叨，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或许远大于对于读者的启发。

　　这是我对这本再版的《李普曼传》的序言。对于一生献给公共写作的传主来说，这样的介绍是一种显著的不协调，这种矛盾的也存于传主的公众形象与真实的内心之间，它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探索。